严纯华：我愿做兰大发展的催化剂

  严纯华  

他是化学界的大腕，也是稀土泰斗徐光宪的弟子。他长期从事中国稀土分离理论、应用及稀土功能材料研究，实现了高纯度稀土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他从北大讲师到中科院院士,从南开大学副校长到兰州大学校长，是学生眼里学养深厚、温文尔雅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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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的进步是巨大的

陈志文：大家常用一个形容词——波澜壮阔，来描述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您对这四十年，有什么样的感受？

严纯华：波澜壮阔往往比喻声势雄壮或规模宏大，而作为我个人来讲，身临其境感受到的是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过去的文化到现在的文化，从过去的物质生活到现在物质生活，变化非常大。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人生的丰富程度是绝无仅有的。

陈志文：改革开放四十年，您几乎都在高校，您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严纯华：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过去在梦里才会出现的一些仪器设备，现在就在手边。我记得当年北大化学系花了40万美元买了一台光电子能谱仪，可能是当时全校最贵的仪器，对当时的我们而言，价格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做实验时都极度小心翼翼，生怕用坏了它，现在的学生是无法感受到我们当时的心情的。对于高校科研人员来讲，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另外，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国家命运以及国家发展是十分关切的。这种关切不是对政治的热衷，而是对国家发展的担忧。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中国人从来没怕过谁，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美帝和苏修向我们扔一颗“原子弹”，我们回扔十颗。但到了大学以后，国门打开，我们发现同学家长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笔记本、甚至一张白纸都比国产的好，还有小电器、计算器、圆珠笔等等。我们发现国家可能真的落后了。当时，大家对国家的担忧、对发展的急迫和对政治的关心，跟现代人的心态不一样。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中国高等教育40年来的发展？

严纯华：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是巨大的。1977年恢复高考，经过40年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提升到45.7%，这个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变革，正带着我们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迈进。当然也有遗憾，比如过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友谊非常淳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更密切，学生对学习的自觉更多的是对知识的渴望，没有现在这么多功利色彩。

忆往昔，恍若昨日，难忘北大人入骨的那份骄傲与谦逊

陈志文：您还能回想起1978年进北大的情景吗？

严纯华：当然，历历在目。当年我在上海高考完以后，父母担心我在城市里学坏，就让我回了江苏老家。

我高考后的心态是很轻松的，对自己很自信，也不关心自己考到哪儿了。一方面那时的高考不是独木桥，考不上还可以去工厂工作；另一方面，我在高考之前参加了一系列竞赛，对学习有把握。有亲戚朋友问，你怎么不关心一下自己考得到底怎么样。我说，不用关心，假如全上海只招5个大学生，那可能没有我，若招50个大学生，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等到高考发榜时，我还在农村玩，后来家里发电报说被北京大学录取了，我才回家。

十月初，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下火车时穿了三件毛衣。除了担心北方冷，实际上我还有点显摆的意思，当时能够穿上三件毛衣，是一种富裕生活的象征，那时候中国最好的毛衣服饰都在上海。

陈志文：您对北大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严纯华：第一件印象深的事情，是对北大学生的小误解。我入学以后觉得同学们的听力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海，一般只有听力存在障碍的人才会戴耳机，但到了北大以后，除了新生个个都戴着耳机，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在学外语。

第二件印象深的事情，是那时候学生们找书读，学习是自觉的、本能的，甚至是贪婪的。我入学的时候，1976级的工农兵大学生还在校，1975级延迟毕业，他们绝大部分人年龄都挺大，我很明显地感受到了他们对学习的渴望。那种渴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简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如饥似渴的珍惜。

过去在北大，小说、报纸或者朦胧诗等等都是复印完了以后放在老图书馆楼道橱窗里一页一页散开展示，来看的人很多，人头攒动，后面的挤不上前。我们班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嘴里多嚼点蒜，站在人后面哈几口气，前面的人觉得异味太大就散开了。

小的时候很多书不让读，所以很多1977、1978级的同学都是在高考之后读的经典文学。那时候图书馆里是一个宿舍一个位子，各班各宿舍轮着进阅览室；如果能够读到最新的杂志、最新的书，能够读到不多的几本专业经典，那都是吹牛的资本。我记得第一次进书库是去劳动，就是暑期勤工俭学，现在都能回想起那种陈年旧书的书香。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北大学生的口味。食堂最难吃和最好吃的伙食，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到了冬天，食堂没别的菜，除了醋溜白菜就是五分钱的辣萝卜条。平日里最好吃的就是茄子，加了西红柿，还油汪汪的。逢年过节学校会发加餐票，很多老师会提前下课，如果到点了还不下课，学生们就故意把碗哐哐哐地“掉”到地上。

最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大家对未来工作的想法，当时几乎没有别的职业发展规划，我们都想当科学家。

陈志文：我觉得大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北大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严纯华：第一个影响是，当年到北大，我觉得自己找不着北了。我内心里头实际上有一份骄傲，后来我跟孩子说过，中小学时期100分的卷子，你爹考99分都觉得是失败。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我根本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身边到处都是神人，每一位同学都天赋异禀。谈诗词歌赋，可能比不过上铺；谈运动艺术，可能比不过隔壁床；谈学习，那可能要输给大多数人。这让我过去曾经有的那份骄傲荡然无存。

陈志文：我总觉得，北大人骨子里其实有一份骄傲。但那是作为一名北大人的骄傲，而不再是一个人的骄傲了。

严纯华：是的，个人的骄傲被现实打破时，慢慢地就回到了本真的我。

第二个影响是，当时在北大，我想学什么都能找到老师，想讨论任何问题都能找到伙伴，想要做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会有同学跟你一起。我觉得，这是北大人值得自豪的地方。

陈志文：千姿百态的北大。

严纯华：北大那时就像是一个黑洞，被吸进去以后，就唯有埋头赶路、潜心读书、努力工作。

第三个影响是，北大有一批内心桀骜不驯、狂妄自大的老师和学生，但平时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往往是北大人的那种谦逊。北大的老先生们，平时看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至病病歪歪念书的老头，只有在谈天说地、谈论科学时才会流露出那份自豪和昂扬，仿佛整个人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眼睛亮了、神色丰富了，连语速都会发生变化。

骄傲和谦逊在北大的老先生们身上是并存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当面对骄傲的人时，他们往往更骄傲。而当他们要教学生时，往往都非常地谦逊，试图用孩子接受的方式，从学生的角度来切入问题。

老先生们的这份骄傲与谦逊，又是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包括他们学科领域的跳跃、研究方向的转移和变化等等。国家缺少什么，就学什么、做什么，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并且还能做到最前沿。这也是得益于他们厚实的基础，在哪个地方撅一锄头都能出现金子。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北大学校里头的那份浪漫，是一种让你莫名其妙就会感受到的浪漫。水房歌手这些在北大都不算浪漫。北大的浪漫在于对文学、艺术、哲学的追求。在楼道里，或者是其它什么地方，经常会有几个人在对台词，在朗诵诗词或者小说片段，在模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配音。

陈志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知识青年特别崇尚诗歌艺术。北大更多的体现了北京的文化。

严纯华：那时候，如果男孩子没有读过一些欧洲的经典哲学著作、文学小说，连谈恋爱都没太多资本。大家特别尊崇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那种境界。

当老师是一辈子的事，挖掘前辈的宽厚仁义，教导晚辈要成熟懂事

陈志文：徐光宪老先生教过您。对过去的老前辈、老先生，您怎么评价？他们与现在的老师有什么不同？

严纯华：差别还是挺大的，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学科发展规律造成的。

第一，两者一宽一窄。前辈的宽是知识结构的宽，后人难以企及，前辈们的能力和聪颖也是晚辈敬仰的。但客观地说，科学发展正如河流绵延，溯流而上就会发现源头就是三江源，不分长江和黄河；而往下游发展，就会有很多支流。

第二，两者一厚一薄。老前辈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方面都很有厚度，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他们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又经历了教会学校，所以学贯中西，中英文都很好。现在的老师与前辈们相比，就薄太多了，虽然我们都读过经典，但是该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在读小人书。

二○○三年在北大稀土实验室严纯华（左一）与导师徐光宪

我们这辈人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挖掘前人的宽厚仁义，回顾反思检讨自身的不足及功利。然后把这份认识和检讨，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于课堂、表达于研究、表达于生活，让我们的晚辈和学生能够更快地懂事，而不是世故。

陈志文：您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又曾历任副校长、校长，角色转换很大。您觉得从科学家到校长，最大的变化和挑战是什么？

严纯华：我觉得，是从科研工作者到学校服务者的转变，过去是做自己的事，现在是替大家做事。从副校长到校长，服务者的定位没有改变，只是需要服务得更加艺术，因为校长不仅要服务师生，还要服务干部，服务面更大、服务方式不同了。

陈志文：您有好多身份，严老师、严院士、严校长，您更喜欢哪个？

严纯华：当然是严老师了。院士70岁以后就退休了，这个荣誉只是对过去工作的一个评价或认可。校长任期也是有限的，很有可能再过几年就卸任，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兰大发展的催化剂。但老师，是一辈子的事。

兰大开始觉醒了，我愿意做兰大发展的催化剂

陈志文：您在北大、南开、兰大都待过，您认为这三所学校各自有什么特点？

严纯华：北大人有闲云野鹤的散淡，对自由的追求是北大从骨子里头流淌着的一种基因。南开既有北大式的浪漫，又有商业的印记或者说社会的印记。兰大就很淳朴和敦厚。

陈志文：您作为校长，怎么向别人介绍兰大？

严纯华：兰大人，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特别的淳朴，你能够透过他的眼帘看到他内心，真诚质朴。兰大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我们会紧紧咬住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这些基础学科研究的第一方阵，另一方面我们会结合区域的自然禀赋、历史沉淀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兰大的特色研究。

陈志文：兰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一所标志性的西部学校。之前有很多年，兰大很少对外发声，但是这两年兰大的声音多了起来。您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严纯华：第一，从国家层面来讲，东部已经发育成熟，西部开始受到关注，西部虽然经济体量比较小，但是不可或缺。所以，国家从政策上给了兰大发展的条件。

第二，从自身层面来讲，西部的人开始找回自我了，包括信心、特色、发展路径等。这既是痛定思痛之后的觉醒，也是对自身认识的提高，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自身所处环境的胸怀格局。

第三，从整个西部社会来讲，过去人们总认为大学是地方的累赘，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大学即便没有产生直接的GDP和经济效益，它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引领和支撑作用都是非常显著的。这是一个慢工夫，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脉冲式的跳跃，大学是慢慢地、持续地温润这个社会。

综上所述，兰大发展的原因在于国家找回了我们，我们找到了自己，以及周边的百姓和政府也关注了我们。

陈志文：我是西安人，感受很明显。我觉得这两年来，西安很多学校和兰州大学对比，兰州大学发展更快。我觉得这是意识的变化，就像您刚才所讲，学校不再一味地讲可怜报委屈，而是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换句话说，老天爷帮你之前，你得先帮自己。

严纯华（左）、陈志文（右） 中国教育在线/摄

严纯华：是啊，这就是自助者天助之。不过我在兰大工作，我觉得不仅仅是意识变化或者自觉，还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每当历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踌躇彷徨甚至是回旋低落之后，就一定会反思、自觉地反思；所以从长周期来说，水总是往东、往低处流，也许在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往南或往北走，但最后还是会往东走，往势能低的地方走，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种发展历程中，有的人醒得早了一点，有的人醒得晚了一点。聪明又醒得早的人会走得快一些；木讷但醒得早的人走得也不慢；条件不好醒得又晚的人会失去很多机会。

从兰州大学来说，过去这些年失去了很多。但是世上从无后悔药，所以我们只能在发展过程中反思学习。

陈志文：您觉得这两年来，兰州大学改变或上升的地方有哪些？

严纯华：兰大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干”，变实干了。我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干中再来优化调整，如果坐而论道，就会完全失去发展的机会。

第二，兰大变“亲”了，老师亲学校，学生亲知识亲道理，干部亲师生，我相信兰大一定是中国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最好的学校。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当一个社会群体处在资源短缺的状态下，一定会产生人为制造的壁垒，保护自己的资源，而且还会产生强大的领地意识。过去的兰大资源不丰富，晋升通道比较窄，所以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壁垒更高。但是现在只要是对学校好的事情，大家都会产生高度共识。我们的思想和观念已经转换到了“三个主动”，即主动接受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以贡献求支持，已经成为了政府的左膀右臂。我想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大学的特点。

对于这第三个变化，我想用一个词“醒了”，就是“想明白了”的意思。

兰州大学城关校区西区 来源：兰州大学官网

陈志文：其实很多大学包括知名院校都存在一定程度固步自封的问题。

严纯华：过去，我们往往不敢跟其它学校比，只敢跟自己比。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是逼出来的。就像刚才说的，当一个人不知道该如何超越自己、超越他人时，只能把内心的城墙垒高。只有最自信最强大的人没有城墙。

陈志文：兰州大学下一步的发展愿景是什么？

严纯华：第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一个长周期、大变量、大滞后的体系，从数理角度来讲，就是一个非线性复杂体系。大学是需要长周期来建设和改变的。

有同行说，办大学绝对不能像办工业那样，更不能像办商业那样，而要像办农业那样来办。我深以为然。我们要先把土壤弄好，水渠修好，种子育好，然后把种子撒到地里，经过精心培育后，长豆长草无论长出来什么都好。但这是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的一件事情。办大学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

我觉得对兰大来说，往哪儿走是清楚的，因为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兰大自身发展的必然，我们要办成一所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按照“两个百年”的进程，兰大有自己的规划、自己的愿景。

对兰州大学来说，从发展规划、发展路径以及发展内生动力方面，我们能催化，却不能改变它本来的化学反应和发展路径。我愿意让自己成为兰州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催化剂，改变它在某一段时间的发展速率，使得兰州大学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并以此为战术基础，把每步棋下得恰到好处。

第二，对大学来说，不能用“口气比力气大”的形式来发展。我特别怕因为外界对兰州大学的关注，推着它快步走。我愿意兰大发展快，但是更希望它走得稳。大学的发展不像百米冲刺，一口气过去就到终点了；也不像马拉松，每天还能练习。

近几年，中央定的政策是稳中求进，我始终在琢磨“稳中求进”在教育中怎么体现，我觉得这对教育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一口气吃个大胖子，这样可能出现糖尿病、脂肪肝等一系列的问题。从私心上来讲，我有任期，希望兰大尽快发展壮大，但是我也时刻提醒自己，要稳而再稳；因为太快就一定会趔趄，一定会脚发软，即便脚不发软，到了交棒节点还是要停下来大喘气。

可喜的是，在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兰州大学近几年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我们抢抓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主动接受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三个主动”工作思路深入人心；新一轮部省市共建工作全面启动；校区功能定位规划完成优化调整，榆中生态创新城建设上升为省市发展战略；“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工作氛围初步形成；“兴文、厚理、拓工、精农、强医”的学科建设布局渐次铺开；深度参与子午工程研究、引力波研究、第二次青藏科考等重大活动，祁连山研究院、泛第三极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前沿科学中心、乡村振兴研究院等一批新型创新平台和交叉研究机构应运而生；校友工作全面提速，运行机制日趋规范，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凝聚力显著提升，社会基金捐赠额度不断刷新纪录；校园文化景观全方位提升，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加快改善。可以说，兰州大学的师生们现在心齐、气顺、劲足，想事、谋事、干事的事业发展氛围非常浓厚。

陈志文：您更想给兰大奠定一个长远发展的基础，就像农民种地一样。

严纯华：我可能是在北大和国内外看得多了，觉得自己太渺小，所以我从不把自己当成引领、舵手。我在兰州大学做的，就是参与其中，起到助燃催化剂的作用，哪个炉灶欠点火了就放块木头进去，或者在某个地方把火点起来。

您刚才问我希望兰州大学走到哪里。我想，我要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别人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你有自己的长处。我希望兰州大学在某些地方，学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它大学一百年不动摇。此外，我还有点“野心”，希望兰大的特色学科和专业应该努力比肩北大清华的一流学科，比如说沙漠研究、青藏高原研究、敦煌问题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核科学与技术研究等等。

兰州大学图书馆城关校区西区 来源：兰州大学官网

陈志文：“双一流”强调的是特色，兰州大学肯定要与其它学校有所区别，那兰州大学的特色或者重点是什么？

严纯华：这也是我内心里的不甘和不服。兰大所处位置的自然禀赋和区域特色都是兰大的长处，也是兰大应该着力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研究。

如果从区域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快到了自己都来不及琢磨，很多的变化被主反应掩盖掉了。我们处于一个相对稳当、相对慢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很多规律以及有趣的现象。

举个例子，东部地区发展，走的是先开放，以体力换市场、换技术的路子，慢慢地走向自主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东部地区没有经历特别的阵痛。东部地区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不需要怎么关心，苗就自己长起来了；西部地区就像比较贫瘠的土地，埋下一颗种子，需要很细致的工作才能长出苗儿来。当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时，就会留心并把西部地区的发展规划做得更加精透，因此也能看到东部地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这些东西不仅可以育己，还可以教育别人。

陈志文：学校在“一带一路”上有哪些考虑？

严纯华：甘肃从东到西一千六百多公里，是“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上的黄金段，兰州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是东西域文化的交汇界面。对兰州大学来说，地域上的便利以及文化、气候、地理上的关联，使得很多研究领域，如历史文化、地球大气环境的演变和演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等等，都与“一带一路”联系了起来，这是兰州大学的特色与优势。

近年来，我们牵头搭建了一个包括五大洲27个国家173所大学在内的“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组建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这样一批新型智库，成立了祁连山研究院等一系列交叉研究平台，未来将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兰州大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深度交流融合，优化科技创新布局，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去“四唯”之后，高校该采用什么样的人才评价体系？

陈志文：人才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现在高校强调去“四唯”，对此您怎么评价？

严纯华：说到“四唯”，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但一直没有想出好的表达方式。现在大家都在反对“四唯”，但从高校来讲，虽然“四唯”意味着指标比较单一，但它也是指标。

我觉得，第一，要把“唯”字读透；第二，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类型的研究要分门别类。如果用爬树的本领来考核猫和鱼，那肯定是猫强，但如果用游泳的本领来考核，那一定是鱼强。举个例子，纯粹的基础研究无保密性，谁先看到现象，谁先破解现象，谁就抢占了山头高地，那只能通过论文加以表述。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评价，不谈论文谈什么？只是不同的基础研究领域和方向，不要简单地用杂志“影响因子”来评价论文的影响。

但是，大学如果只用一个计量和评价方法，肯定不对，人才评价是个复杂的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去掉“四唯”后，采用什么评价体系？如果唯能力，又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给每个学校和研究机构留了一道巨大的“家庭作业”。所以，还是要建立各自领域、学科专业、特色研究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科研这一过程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兰大从去年开始，把人才评价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是学校给原则，学院给细则，学科和专业给特色，这样就能从不同层面全方位的来评价人才。

陈志文：您之前在评选院士时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这中间遇到过哪些困难？

严纯华：我从教授、长江学者到院士经历的时间较长，但这也是我收益最大的地方，这个收益不是指我经历了多少磨难，而是收获了对自己的认知和历练，让我真正的降火去燥，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情。

我以前对自己的规划是40到45岁当副教授，50到55岁当教授，但是因为当时国家有10-15年因文革造成的队伍断层，所以我30岁刚出头被破格晋升。这么算起来的话，本来45岁才能当副教授，那可能30岁就当上了，这并不是因为人聪明，而是因为补了一代人的空缺。

当我想清楚这些的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得意，更没有怨言。我这样超乎寻常的晋升速度，最开始让我很快乐，因为男人总是不愿意在竞争中输，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的破格晋升不完全是因为杰出，而是因为国家需要，所以就有一份责任感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潮头上。

我最大且最得意的成就，是在中国稀土分离领域留下了一笔

陈志文：兰州大学的强项是化学，您在北大学的也是化学。从您的角度上来讲，兰大和北大的化学有哪些不同点？

严纯华：兰大的化学特色鲜明，北大的化学基础雄厚。兰大在有机化学特别是在天然产物有机化学方面是国内的一面旗帜，但是有短板。北大化学的基础雄厚，各学科没有明显短板。

陈志文：“双一流”学科里，化学学科占比很大，对此您怎么看？

严纯华：我觉得这是学科发展一个阶段性的情况。对于化学学科来说，上游是哲学、数学、物理，下游是生命、材料及其它应用型学科，所以它在所有学科中的位置是承上启下的。无论是生命还是物质都离不开分子，而化学本身就是在分子层面工作，进可攻退可守、回旋游刃有余。

陈志文：您是做稀土研究的，能否简单通俗地说一下您的研究成果？

严纯华：稀土是由十七个元素组成的一个家族，相当于家里头有十七个孩子，这十七个孩子是孪生的，长的特别像，但个性上又有点不一样。我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十七个孩子分出来，从老大一直到老十七给排好队，我的科学生涯的第一步就是稀土分离。

第二个工作就是，把这十七个孩子分出来以后，得让他们干活，孩子们个性上有点不同，何时用相同的性能，何时用不同的性能，这就是材料应用。不过我只做跟稀土关键性质密切相关的材料，也就是稀土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材料，如与稀土的光、磁、电、声、热相关的一些特殊材料。

陈志文：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严纯华：我最大而且最得意的成就，就是我在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发展中留下了一笔。

2018年11月6日，兰州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教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化学奖”

陈志文：您学习好的原因是什么？总书记曾强调家教家风对学生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家庭教育是培养优秀学生的关键因素，您怎么看？

严纯华：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和工人干部，家教确实是我学习努力、工作勤奋的一个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老师提点、社会进步。在我们读书的年代，大家都读书少，读的书也比较简单，只要用心就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不过当时读书成绩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会做家务也是值得炫耀的事。

事实上，我认为学习成绩只是一个人一辈子中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上读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的。现在很多人过度看重学习成绩，把它跟家庭家学渊源挂钩，但我认为父母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关注更重要。好的父母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比如说父母教育孩子在待人接物时礼貌又机敏，这样使孩子能够尊重长辈、感召朋辈、体恤弱小。